“2026年可能成为‘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’”，日本国内近期有评论如此预测日本的战略态势。随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频抛出修宪、扩军、扩大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激进主张，一个迹象十分明确——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已不再只是危险苗头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威胁。
不妨从四个问题切入，撕开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真面目，认清其本质与危害。
一问：为什么说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极具欺骗性？
与二战时期赤裸裸的侵略扩张不同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极具隐蔽性与欺骗性，披着“和平”“防卫”“国家正常化”等外衣，在各个领域悄然渗透、不断膨胀。
政治上，昔日军部的野心，如今被右翼政客继承。在西方民主制度掩护下，右翼政客和财阀巨头勾连，借着“合规”的幌子搞军事扩张。
军事上，用“发展反击能力”“行使集体自卫权”等当借口，不断突破“和平宪法”，一步步走向重整军备。
经济上，靠超发国债、增加赋税搜刮民财，再把巨额财政资金砸给军工企业，形成“政客站台、财阀赚钱、民众买单”的恶性循环。
文化上，“皇国史观”“大和民族优越论”等糟粕死灰复燃，篡改教科书、美化侵略历史等操弄不断，右翼势力还靠着社交媒体算法操控舆论，一步步向年轻一代灌输扭曲的历史观。
展开剩余70%二问：背负侵略原罪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为何能日渐扩张？
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潜滋暗长、激进政治力量主导、社会经济焦虑畸变、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综合作用的结果。
首先，战后清算不彻底。美国出于冷战私心，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半途而废，大量甲级战犯嫌疑人重返政坛，为军国主义遗毒留了温床。看看德国彻底的“去纳粹化”，再看看日本的“遮遮掩掩”，差距一目了然。
其次，政治右倾化越走越远。近年来，日本国内革新派、温和保守派日渐式微，右翼势力掌控国家权力中枢，激进安保政策在缺乏有效制约的环境里一路狂飙。
还有一个关键原因：经济长期低迷，成了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滋生的“温床”。巨额国债、产业空心化、少子老龄化，多重危机把日本经济拖进停滞泥潭。右翼政客不想着解决发展痛点，反倒靠渲染邻国威胁转移矛盾，用零和逻辑煽动狭隘民族主义，为扩军备战骗民意、找借口。再加上军工利益集团推波助澜，以至于一步步透支国家未来。
三问：高市政权为何成为军国主义复活的“加速器”？
“安倍的女孩”高市早苗执政以来，日本的军事化步伐明显提速，推动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进入系统性实施的危险阶段。
高市早苗本身就充满军国主义情结，多次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、强征“慰安妇”等历史罪行，公然参拜靖国神社，在台湾问题上频频挑衅，妄称“台湾有事”可能构成“存亡危机事态”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每一步都在触碰历史底线、正义底线。
在高市早苗的主导下，日本军事化愈发激进：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，提前实现GDP占比2%的目标，重点投向远程打击、无人作战等进攻性领域；计划修订“安保三文件”，废除武器出口限制，甚至为允许向交战国家出口致命武器留下余地；拟征收“防卫特别所得税”、成立“国家情报局”，加速打造“新型军工复合体”。
四问：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将带来何种危害？
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不断抬头，正成为影响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危险变量之一。
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严重威胁战后国际秩序。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，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，是对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等国际法律文件的公然蔑视，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，严重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
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严重威胁核不扩散体系。日本右翼的拥核图谋一旦得逞，无疑将打开潘多拉魔盒，对地区与全球战略稳定造成严重冲击。
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。日本右翼“四面出击”挑动对抗，导致日本同中国、俄罗斯、韩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都龃龉不断，给地区和平稳定制造大量麻烦。
“新型军国主义”严重损害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。高市早苗政权罔顾物价飞涨、民生凋敝的现实，牺牲普通国民的福祉来供养军事机器，引发日本民众“要生活、不要导弹”的强烈抗议，旅游业、零售业也因周边外交环境恶化遭受重创，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被严重损害。
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，这场审判不仅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，更是对和平的郑重守护。当前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再次对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构成严重现实威胁。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，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，决不能让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这股危险势力祸害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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